《詩經》史詩與周平易近族的歷史建構
作者：馬銀琴
來源：《學術論壇》2017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八月廿一日庚午
耶穌2017年10月10日
內容撮要：《詩經·年夜雅》中的五首史詩性作品，《生平易近》《公劉》《綿》《皇矣》和《年夜明》，依據詩歌自己的敘事形式與特點，可以清楚地區分為歷史實錄型、神話夸誕型和儀式記憶追述型三種。它們的產生，分別關聯于分歧的文明佈景與思惟形態：《綿》《年夜明》所展現的清楚的歷史敘事，是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的結果；《皇矣》《生平易近》的神話記憶，是樂官在剝離了記史的職責之后，專注于儀式頌贊，醜化和神化先祖的產物；《公劉》則是在宣王不藉千畝的佈景下，公卿年夜夫通過復現儀式活動所承傳的含混的歷史記憶獻詩以諫的產物。是以，周平易近族關于先祖的歷史記憶，存在著一個建構的過程。在樂教占主導位置的西周時代，由樂官主導建構起來的后稷誕生、公劉重農、文王授命的歷史記憶，反過來影響了后世史家的歷史敘事。《史記·周本紀》關于周族發展史的歷史敘述，即是史官接收樂官文明影響的結果與體現。
關 鍵 詞：《詩經》/史詩/敘事/歷史建構
作者簡介：馬銀琴，清華年夜學中文系傳授，博士生導師。
《詩經·年夜雅》中有五首詩，被20世紀以來的學者稱為周平易近族史詩性質的作品。依據所記歷史人物的先后順序，這五首詩分別是《生平易近》《公劉》《綿》《皇矣》和《年夜明》。陸侃如、馮沅君在《中國詩史》中，把它們分別稱為后稷傳、公劉傳、古公亶父傳、文王傳、武王傳，認為“把這幾篇合起來，可成一部雖不很長而亦極堪留意的‘周的史詩’”[1]。這一觀點深入地影響了后來的學人，每當觸及中國文學中的史詩問題時，人們經常列舉它們為代表。可是，畢竟該若何認識這些詩歌的史學價值，卻沒有人作過深刻研討。筆者在重讀這些作品的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後人不曾討論的問題，茲提出來，以請教于方家。作為立論的基礎，本文擬先對五首作品的內容與敘事特點作一集中的剖析與比較。
一、對《生平易近》五詩的歷史比較剖析
1.《生平易近》
厥初生平易近，時維姜嫄。生平易近若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師長教師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天主不寧。不康禋祀。竟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包養ptt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冷冰，鳥覆翼之。鳥乃往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包養妹，厥聲載路。
誕實蒲伏，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若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噴鼻始升，天主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這是一首神話顏色和意味都非常濃厚的詩歌。詩歌著力描寫了姜嫄懷孕的分歧尋常、后稷誕生的種種神異以及后稷成長過程中特別的農業才幹。這顯然不是基于史實的實錄。並且，出現在詩中的“天主”，已是一種具象化的存在，在安享祭品的歆噴鼻時，可以發出“胡臭亶時”的感歎，具有非常鮮明地想象顏色。“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也表現出了明顯的追述痕跡，與后世做作的特點。
再來了解一下狀況《史記·周本紀》對后稷事跡的記錄：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包養ptt出野，見偉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偉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平易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全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百姓始饑，爾后稷播時百谷。”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史記》對于后稷的記錄，除了帝堯舉棄為農師來包養站長源于《尚書》等其他史料之外，關于棄誕生成長的故事，基礎沒有超越《生平易近》所架構的記憶范圍。這似乎可以說，《生平易近》很能夠是司馬遷所能依據的記錄后稷誕生、成長事跡的獨一的史料來源。
2.《公劉》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糇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故船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幾，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詩歌對于公劉事跡的歌頌，重要集中在他帶領周人遷居豳地、開疆創業這件事上。詩中也出現了良多很是細節的描寫，如“何故船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俾筵俾幾，既登乃依，乃造其曹”，“于是言言，于是語語包養網比較”等。可是，即便有這樣的細節，整首詩對公劉史事的敘述依然表現得語焉不詳。詩歌既沒有說明遷徙的緣由、時間、地點，也沒有敘述遷徙的路線與過程。那么，司馬遷的《史記》能否能夠供給更多的歷史細節呢?《史記·周本紀》云：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往稷不務，不窋以掉其官而犇蠻夷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蠻夷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平易近賴其慶。蒼生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
《史記》對于公劉史事的記載，最主要的內容就是他的“務耕種，行地宜”。此中超越《公劉》敘述范圍的信息，是出現了漆、沮兩個地名。而這兩個地名，可以明確確定來自于《綿》。這就是說，《史記》也沒有供給更多超越《詩經》史料的歷史細節。由此推論，《詩經》很能夠是《史記》記述公劉史事的獨一史料來源。在這一點上，《公劉》和《生平易近》具有必定的類似性。
是以，我們依然需求回到詩歌自己，從中尋找敘事簡略的緣由。如前所言，《公劉》有很是詳細的細節描寫，但這些細節都不克不及供給歷史敘述應有的時間、地點等基礎信息。詩中地名，除了豳、渭之外，其他的指向性都很不開闊爽朗，如百泉、溥原、南岡。這種含混性，與上述對于人物行為、動作、聲音甚至佩飾的詳細描寫放在一路，就讓整首詩歌表現出了鮮明的扮演性與現場感。是以，結合《詩經》時代文明傳承的分歧方法，與其把《公劉》定位為歷史敘述，不如說，它是對儀式歌舞活動所展現的歷史記憶的傳述與復現。儀式歌舞所展現的就是底本很是含混的歷史記憶，那么對于含混歷史記憶情形展現的再一次轉述，天然不會供給更為詳細的歷史細節。
3.《綿》
綿綿瓜瓞。平易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筑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成家家。其繩則直，縮包養意思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公劉》記事的含混性在《綿》詩中一掃而光。該詩詳細地記述了古公亶父遷岐、定都的整個過程。從詩歌敘事截止到文王斷虞芮之質，以及詩歌直稱“古公亶父”的情況來看，詩歌的創作時代應該在武王克商、追王烈祖之前。
《綿》詩的記史已然遠較《生平易近》與《公劉》詳實，那么《史記·周本紀》呢?《周本紀》云：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性義，國人皆戴之。熏育蠻夷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平易近。平易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平易近立君，將以利之。今蠻夷所為攻戰，以吾地與平易近。平易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平易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往豳，度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于是古公乃貶蠻夷之俗，而營筑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平易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私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很顯然，這一段記事較《綿》加倍豐富、詳細，此中出現了不少超越《綿》詩內容的實錄性細節。但總體而言，《綿》與《周本紀》的敘事，都是在同樣的歷史框架下進行的，詩與史在內容上具有內在的分歧性。
4.《皇矣》
皇矣天主!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平易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主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授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年夜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年夜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全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包養網比較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平易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年夜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沖，以伐崇墉。
臨沖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沖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矣》歌頌從太王到太伯、王季以致文王獲得天命庇佑的歷史，尤其著力歌頌了文王伐密、伐崇這兩包養金額件年夜事。詩中出現了一位嶄新的抽像，這就是天主。在《綿》詩中，沒有出現“帝”或許“天主”，在《年夜明》中，“天主”是一種觀念性的存在。但在《皇矣》中，天主不單是活生生的抽像，並且有思惟、有行動、有號令。文王不單是天主所鐘意的王位繼承者，並且直接接收天主之命，才有了伐密、伐崇的戰爭。這顯然不是歷史的實錄。通過神化祖先來歌頌其偉年夜功績，就讓《皇矣》和《生平易近》具有了很年夜的類似性，也恰是在這一點上，《生平易近》和《皇矣》表現出了既分歧于《公劉》，也分歧于《綿》的特點。
5.《年夜明》
明明鄙人，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年夜任懷孕，生此文王。維此文王，警惕翼翼，昭事天主，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鄙人，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年夜邦有子。年夜邦有子，伣天之妹。訂婚厥祥，親迎于渭。造船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年夜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天主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年夜商，會朝清明。
《年夜明》延續了《綿》寫實的伎倆，通過追述王季、文王兩代人勝利的婚姻，歌頌了武王伐商的勝利。詩中雖然出現了“天主”，但“天主”是觀念化的存在，并未影響記事的真實性。從這個角度而言，《年夜明》和《綿》都是對歷史的實錄。可是，在與《史記》記事進行比較后發現，《年夜明》與《綿》的歷史敘事表現出了分歧的特點：《綿》詩記事完整合適《史記》的敘事線索。也就是說，樂歌的記史與史家的記事有內在的統一性。《年夜明》當中的史事，唯有被一言帶過的武王伐紂，獲得了史家極為詳細的記錄，而被詩著力歌頌的王季與文王的婚姻，在史家筆下卻無足輕重。《周本紀》僅在敘及古公亶父傳位少子季歷時提了一句：“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圣瑞。”武王之母太姒更是不見于《周本紀》，只在《管蔡世家》敘述管、蔡出生時言及。由此可知，《年夜明》記事雖為實錄，卻表現出了與史家記事完整分歧的、主于頌贊的敘事取向。
通過上述剖析，《生平易近》《公劉》《綿》《皇矣》《年夜明》這五首作品，依據詩歌自己的敘事形式與特點，實際上可以清楚地區分為三種類型：(1)歷史實錄型：《綿》《年夜明》；(2)神話夸誕型：《生平易近》《皇矣》；(3)儀式記憶追述型：《公劉》。這三個類型反應在《詩序》上，也表現出了很是明顯的區別：“《年夜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綿》，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究查文王、武王興周的緣由，“《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生平易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解釋二詩的目標，一為“美周”，一為“尊祖”。“《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平易近事，美公劉之厚于平易近，而獻是詩也。”《公劉》被定性為獻誡之詩。同樣被視為周平易近族史詩性質的作品，卻表現出了判然不同的特征與屬性，這不克不及不讓人心生疑慮并進而追問：導致這種情況產生的緣由是什么?在追索緣由的過程中，筆者起首發現《綿》與《生平易近》存在著“平易近之初生，自土沮漆”與“厥初生平易近，時維姜嫄”的牴觸：《綿》把周平易近族的歷史記憶追溯至居于沮水、漆水時期，而《生平易近》則把周平易近族的歷史追溯到了鼻祖后稷。為什么會出現這個牴觸?其間能否反應著周人歷史意識的轉變?在進一個步驟的比較剖析中，筆包養網單次者終于發現，周人的歷史意識實際上存在著一個相對漫長的建構過程。茲逐一述之。
二、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與《綿》《年夜明》的歷史敘事
通過前文的文天職析可知，《綿》與《年夜明》以切實的歷史敘述為內容，實錄性是它們區別于其他三首詩歌的顯著特點。導致這一現象產生的本源，可追溯至發生于古公亶父時期，見載于《周本紀》的一件年夜事——“作五官有司”。盡管后世對于“五官”的具體解釋歧義紛出，但在作為職官軌制來解釋這一點上卻是統一的。從《綿》“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之言可以判斷，古公亶父時期，周人已經樹立了本身的職官系統。即便這一期他們的職官體系并不完備，但“掌官書以贊治”的史官，卻必定隨同相應職官的樹立而正式出現。“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史官的出現，讓周人有了記錄本身歷史的條件與能夠。這應該是《周本紀》敘述周人歷史至古公亶父忽然變得清楚而詳明的本源，也是《綿》詩能以清楚的史實為基礎追述文王興起之由的緣由。從歷史記憶的角度而言，“平易近之初生，自土沮漆”反應出在當時人的歷史記憶中，周人可追溯的歷史，是從居于沮水、漆水開始的；而可以指名道姓的好漢祖先，就是出現在詩中的“公亶父”。公亶父是當時周人所能追憶的最早的祖先，故其名稱前被冠以“古”字。這個“古”字說明公亶父的記憶在周人意識中的久遠，而久遠的歷史仍能以清楚處所式被敘述出來，便與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有直接的關聯。
《綿》詩所開創的實錄式的歷史敘事，在《年夜明》詩中獲得了延續。《逸周書·世俘解》記載了武王克殷之后一系列的活動，此中就有甲寅日在牧野奏“《明明》三終”的工作：
越若來仲春既逝世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時日王立政。……辛亥，薦俘殷王鼎……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維告殷罪。……甲寅，謁伐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進，進《萬》，獻《明明》三終。①
這里所說的“《明明包養網VIP》三終”，歷代注家均認為即《年夜雅·年夜明》。根據干支紀時法推算，從仲春甲子克殷至六月甲寅獻《明明》，前后共111天。《年夜明》的創作，就在這期間。由前文的剖析可知，《年夜明》與《綿》，雖同為實錄，但在與史家記事的統一性方面，《年夜明》表現出了區別于《綿》的、與史家記事完整分歧的主于頌贊的取向。
論及此，筆者不克不及不說起列于《年夜雅》之首的《文王》。和《綿》與《年夜明》的記史分歧，《文王》在追述文王功績的基礎上，著重訓誡前來助祭的殷商遺平易近，同包養網推薦時飭厲成王。這樣的特點，既與《綿》詩的記史分歧，也有別于《年夜明》的頌贊，代表了與記史、頌贊相區此外第三個標的目的：陳誡。其間的區別，既來源于三首樂歌分歧的效能，更與史官和樂官分歧的職責相關聯。假如說《綿》詩表現出來的詳細的記史特征，與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而樹立起史官記事系統有直接的關聯，那么，《年夜明》《文王》疏離于歷史敘事而主于儀式頌贊和陳誡的特點，會不會也與相應職官軌制的樹立或許變革相關聯呢?
很是偶合的是，根據文獻記載，武王克商后，確實發生了一次與職官軌制親密關聯的政治事務，這就是前引《逸周書·世俘解》記載的“時日王立政”。所謂“立政”，即樹立長官，確立為政之道。司馬遷在《魯世家》中說：“成王在豐，全國已安，周之官政未順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蒼生。”“便”即“辨”，“蒼生”即百官。《立政》的焦點內容就是立政任人：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擺佈攜仆、百司庶府、年夜都小伯芎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
由此可知，《逸周書·世俘解》所言“時日王立政”，即指這一天周武王錄用了各種職官，劃分了職官的職權范圍，明確了各自的職守。前文說過，在古公亶父時期，周人開始樹立相應的職官體系，經過西伯侯姬昌的發展壯年夜，到武王伐紂之前，周人應該已經具備了相對完美的職官體系。可是，侯伯與皇帝畢竟分歧，克商之后的周人，必須要樹立起更為完備、職責劃分更為清楚的職官體系，以便在周革殷命的年夜變革時期盡量保證社會、政治生涯的平穩運行。這是《世俘解》“時日王立政”的焦點要義。就本文而言包養妹，“時日王立政”的嚴重意義，也許正體現在史官與樂官職責的分野上。《年夜明》所呈現出來的與史官記事相區別的、主于頌美的典禮歌誦，和《文王》所呈現出來的主于飭厲的儀式陳誡，即是“時日王立政”時賦予樂官的職責。從此之后，史官與樂官職責兩分，記史成為史官的專職，史官用文字如實地記述史事，昭明法度。樂官則用歌樂來紀祖頌功、警惕時王。這種史官與樂官職能的分化，從文學發展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從最基礎上影響了“史詩”進一個步驟發展的能夠，另一方面又在頌贊與陳誡兩個向度上，潛在地規定了后世文學發展的標的目的，從而奠基了美刺文學傳統發生、發展的基礎。
就儀式頌贊而言，剝離了記史效能的樂官歌頌，不需求固守史家“持中”傳統地約束，于是在頌贊的途徑上越走越遠。一方面通過《皇矣》賦予天主人格化的抽像與氣力，以“帝謂文王”的情勢鼎力宣揚“文王授命作周”；另一方面通過《生平易近》追述并神化鼻祖后稷，終于唱出了與“平易近之初生，自土沮漆”相沖突的“厥初生平易近，時維姜嫄”，在史官傳統影響下樹立起來的周族可追溯的歷史記憶，由此被上溯到了充滿神話顏色的鼻祖后稷。在“尊祖”“美周”的情勢下，通過神話敘事的方法，周人從頭建構了本身的歷史記憶。
三、《生平易近》《皇矣》的神話敘事與周平易近族的歷史建構
前文在剖析《生平易近》時已經指出，《生平易近》具有鮮明的想象顏色與追憶痕跡，表現出了明顯的后世做作的特征。那么，后稷的神話畢竟是什么時代的產物呢?
在《生平易近》和《史記》的相關記載中，雖然都說到了后稷的母親姜嫄是帝嚳元妃，但讓后稷誕生的父親畢竟是誰，卻是不開闊爽朗的。有人據此認為這是母系氏族社會的遺跡，是當時社會人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生涯狀態的反應。畢竟是不是這樣呢?我們可以把它和別的一個鼻祖誕生包養一個月價錢神話進行比較，這就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商族誕生神話。《史記·殷本紀》對此有詳細記載：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台灣包養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蒼生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
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可以說，這只玄鳥就是契的父親。簡狄是帝嚳次妃，那么，玄鳥與帝嚳有無關聯呢?《史記索引》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帝嚳名夋。”而在《山海經》的神話系統中，帝俊是一位位置顯赫的古帝。《年夜荒東經》云：“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惟帝俊下友。帝下兩壇，采鳥是司。”《年夜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包養女人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男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旬日。”又《年夜荒西經》云：“有男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綜合《山海經》對帝俊的記錄剖析，帝俊是一位具有神性的東方鳥崇敬部族的遠古鼻祖。
而在甲骨文中，有一位名“”的“高祖”，王國維師長教師最後把這個“”字定為“夋”，之后又改為“夒”，并且“以夋為帝嚳名”。同時他還對《祭法》“殷人禘嚳”與《魯語》“殷人禘舜”的分歧說法進行了辨析，認為《魯語》中的“舜”“亦當作‘夋’，嚳為契父，為商人所自出之帝，故商人禘之。卜辭稱高祖夒，乃與王亥、年夜乙同稱，疑非嚳缺乏以當之矣”[2]。孫作云對王國維把“”釋為“夒”，而以“夋”為“夒字之訛”一說提出了異議，他說：“夒即夔……且揆其字形與卜辭之分歧，為鳥喙，非首字，殷人以玄鳥為圖騰，其高祖之神室或sd包養神像特作鳥喙人身之形者，正猶秦之先祖鳥俗氏‘鳥身人言(首)’，亦猶秦穆公于祖廟中所見鳥身素服之句芒神。然則，此高祖仍應釋為高祖夋。”[包養一個月3]“”的鳥首人體態狀凸起了其作為東夷鳥圖騰平易近族的鼻祖成分，降而生商的玄鳥即高祖的化身②。是以，綜合各種信息可以判斷，出現在甲骨文中的這位高祖，與《山海經》中的帝俊，以及古史傳說中的帝嚳實為統一人。是以，在“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話中，看似奧秘的、以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玄鳥抽像示人的契父，成分實質上是比較明白的，他就是被殷人既尊為鼻祖神又尊為至上神的帝嚳。
比較商周鼻祖的誕生神話可以發現，二者的區別，重要表現在鼻祖父親的成分能否可追蹤上：在商族神話中，其鼻祖神帝嚳(帝俊)化身為玄鳥，帝嚳次妃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而在周族神話中，帝嚳元妃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竟然生子”，“帝”與后稷之間，存在一個作為中介的腳印。之后，在《史記·周本紀》的敘述中，“帝武敏”變成了“偉人跡”，“偉人”的成分變得加倍無跡可尋，后稷與“天主”之間的血緣聯系被完整掩蔽，天主與父親的成分被決心分開。是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的商族誕生神話與姜嫄履偉人跡而生棄的周族誕生神話，在看似雷同的形式下，表現出了最基礎性的思惟差異：商族誕生神話反應了帝祖合一的觀念，其鼻祖神就是天主。而周族的誕生神話，作為鼻祖的后稷與天主之間沒有明確的血緣聯系，帝祖疏離的特征比較明顯。這讓人禁不住聯想到載于《尚書·蔡仲之命》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武王伐紂時，八百諸侯會于孟津，周武王以“天命未可”為由還師。這充足說明，在征討年夜邑商的過程中，“天命”是周人必須面對息爭決的問題。商紂王在西伯侯征討黎國之后尚能安然處之，恰是因為“有命在天”的天命觀為其供給了強年夜的精力支撐。是以，在天命觀念占統治位置的殷周之際，周人想要討伐商紂，必須獲得“天命”的支撐。
若何讓既是殷人祖先神同時又是至上神的“帝”放棄對殷人的庇護轉而支撐周人?周人的戰略就是打破帝祖合一的天命觀，讓殷人政權不再自然地遭到天命的庇佑。是以，一方面強調“天”的公平無私，另一方面把殷人觀念中帝祖合一的至上神“帝”改革為與祖先神疏離的、具有廣泛屬性和更高權威的“天主”，就成為周人對抗殷人最無力的思惟兵器。周初的文獻中，出現了不少天與天主同出且命周人伐商的記載，如《召誥》：“皇天天主，改厥元子……天既遐終年夜邦殷之命，茲殷多前賢王在天，越厥后王后平易近，茲服厥命。”《康誥》：“惟時怙冒，聞于天主，帝休。天乃年夜命文王殪戎殷。”恰是在這樣的思惟環境中，《蔡仲之命》明確提出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由此而言，通過決心隱往后稷之父而表現出鮮明的帝祖分立思惟的《生平易近》，極有能夠是周人獲得政權之后從頭建構歷史的產物。由前引《逸周書·世俘解》文可知，在武王克商后追王烈祖的事務中，鼻祖后稷并不在追尊之列。《逸周書》中，后稷之名始見于《商誓解》：“在昔后稷，惟天主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績。凡在全國之百姓，罔不維后稷之元谷用蒸享。”以后稷配天而祭，見于《作雒解》：“及將致政，乃作年夜邑成周于土中。……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天主，配以后稷。”《周頌·思文》即為此而作。至《祭公解》，始出現“后稷授命”的說法：“天之所錫武王時國土，丕維周之□，□□后稷之授命，是永宅之。”這與《生平易近》之“厥初生平易近，時維姜嫄”一樣，都把周族的歷史記憶遠推至后稷時代，表現了基礎雷同的歷史意識。在《兩周詩史》一書中，根據《生平易近》的語言特點、《毛詩序》的說解方法等，筆者把它的產生時代放在了西周中期的穆王時代。現在，《生平易近》帝祖分立的包養網評價思惟，及其與《祭公解》基礎雷同的歷史意識，又為《生平易近》成于穆王時代供給了新證據。是以，可以說，《生平易近》所記述的周族誕生神話，是周初以來周人建構歷史記憶的產物；《生平易近》的出現，是這個建構過程最終完成的標志。
和后稷神話相類似，文王授命的故事，也有一個歷史建構的過程。周人在通過儀式樂歌神化先祖的同時，也創造了一個有思惟、有言語行為的具像化的“天主”。在《生平易近》中，天主安然享用祭品的甘旨，發出“胡臭亶時”的贊嘆；在《皇矣》中，他則為了尋求人間統治者而東奔西走包養行情，發布號令：“天主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我們了解，在《綿》中，“帝”或許“天主”都沒有出現，到了《年夜明》，有了“維此文王，警惕翼翼，昭事天主”，“天主臨女，無貳爾心”。但這時的“天主”，依然只是一種觀念性的存在，與之后出現在《康誥》《召誥》等文獻中的“天主”沒有太多區別。可是到了《皇矣》，“西伯蓋授命之君”的說法明確地變成了“帝命文王”。文王不單是天主鐘意的王位繼承者，且直接接收天主的號令。這顯然不是歷史的實錄，而是一種在想象中構建起來的神話記憶。這樣的特點，就讓《皇矣》和《生平易近》具有了很年夜的類似性。所以，“美周”的《皇矣》與“尊祖”的《生平易近》同時產生于西周中期的穆王之世，并不是偶爾之事，這是周人為美年夜其族，為證明其獲得王權的神圣性與符合法規性而有興趣建構的結果。到后來，建構的歷史反過來又影響了史家的敘述，于是《周本紀》才有了“姜原出野，見偉人跡”以及“文王蓋授命而稱王”的說法。
四、《公劉》的儀式追憶與公卿列士的以史為鑒
如前文所言，與其把《公劉》當成歷史敘述，不如說它是對以含混的歷史記憶為基礎的儀式扮演的再現。和《生平易近》類似，這兩首詩記述的后稷與公劉事跡，都很能夠是后世史家記載相關史事的獨一史料來源。但兩者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后稷作為《生平易近》歌頌的對象長期包養，他的名字從西周初年就明確出現在周人先祖的名單中。而公劉的名字，則僅見于《年夜雅·公劉》，在今朝所存的其他西周文獻中都沒有出現過。假如說僅僅《周頌》中沒有祭奠公劉的樂歌，很有能夠是樂歌傳承過程中遺掉所致，可是，在《年夜雅·公劉》之外的其他西周文獻中都找不到公劉的名字，包養管道就是一個值得思慮的問題了。
在《兩周詩史》中，筆者曾經根據《毛詩序》的內容、格局以及《公劉》在《詩經》中的地位，提出《公劉》進進詩文本的時代，在周人需求重建土田，年夜興農功的宣王時代。重讀這首詩歌，此中極為含混的歷史記憶以及鮮明的儀式扮演性再次惹起筆者的留意。為什么在西周中後期沒有出現過的公劉，會在宣王時代忽然遭到關注?並且，詩歌還是在“召康公戒成王也”的名義下進進詩文本的?實際上，假如聯系周宣王時代的史實，此中的緣由不難探知。
史籍對于宣王的記載，除了撻伐玁狁、荊楚等勝利帶來的中興局勢之外，最惹人留意的就是宣王“不藉千畝”，這在《竹書紀年》及《國語》中都有記載。今本《竹書紀年》云：“(宣王)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4]《國語·周語上》亦云：“宣王繼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成!夫平易近之年夜事在農，天主之粢盛于是乎出，平易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共給于是乎在……’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對于宣王不藉千畝的時間，《竹書紀年》與《國語》的記載不甚分歧，參考《史記》的記事順序，《竹書紀年》載之于二十九年是公道的。《周頌·載芟》與《良耜》兩詩，可以作為宣王初繼位后行藉田禮的證據③。
所謂藉田禮，即周皇帝通過“親耕”儀式，一方面向上天祈求豐收，另一方面表達勸農之意，并由此拉開春耕生產的尾聲。這是周皇帝表達重視農業生產的最主要的儀式活動。《周頌·噫嘻》“率時農夫，播厥百谷。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描寫的就是周康王行藉田禮的隆重場面。周昭王時的《令鼎》銘文也有“王年夜耤農于諆田”[5]的記載。從歷代周王都勉行藉田之禮來看，周宣王二十九年“不藉千畝”，即是從國家層面對農業的懶惰。所以在不藉千畝的事務發生后，虢文公鄭重進諫。在這樣的佈景下，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的歷史記憶就有了現實的價值與意義。是以，把此前在儀式上承傳的含混的歷史記憶，以詩歌的情勢復述出來，以追憶歷史的方法，在“召康公戒成王也”的名義下獻詩以諫，也就因現實的針對性而具有了歷史的必定。是以說，《公劉》是獻詩軌制下公卿年夜夫“言古以剴今”的產物；包養價格ptt宣王的“不藉千畝”，是歌頌“度其隰原，徹田為糧”的《公劉》被獻至朝廷的政治緣由。
五、周族的歷史建構以及樂官文明對史官敘述的影響
通過上文剖析可知，從歷史敘述的角度而言，隨著古包養軟體公亶父“作五官有司”而樹立起來的史官系統，是周平易近族有可托的歷史記載的開始。是台灣包養以，歌頌古公亶父的包養甜心網《年夜雅·綿》，僅把“平易近之初生”追溯至“自土沮漆”的時代。而居于沮、漆，恰是古公亶父歷史的開始。古公亶父率領平易近眾自豳遷岐，才結束了“陶復陶穴，未有家室”的洞居生涯，并由此開啟了“作五官有司”，“俾成家家”的周族文明史，也才有了史官筆下周平易近族開始壯年夜的歷史記憶。是以，后世所記述的周平易近族的發展歷史，存在著一個建構的過程，《詩經》中這五首被稱為史詩性的作品，分別關聯于這個建構過程的分歧階段：以實錄為特征的《綿》與《年夜明》，展現出了清楚的歷史敘事，是古公亶父“作五官有司”的結果；以神話夸誕為特征的《皇矣》與《生平易近》，是樂官在剝離了記史的職責之后，專注于儀式頌贊的需求，對先祖的醜化與神化，是周代樂官在想象中建構歷史的產物；記事含混而儀式性凸起的《公劉》，則是在宣王不籍千畝的佈景下，公卿列士中的有識之士，通過對儀式活動中所展現的公劉相地宜、務耕種的含混歷史記憶的追述，警惕當政者重農務本的政治諷諫的產物。借助于儀式諷諫，《公劉》成為周平易近族歷史構建過程中，五首史詩性作品中最晚出現的一首。
可以說，后稷的誕生神話與文王的授命神話，以及對公劉的追憶，都是在樂官的主導下逐漸建構起來的。因為不受史官“持中”精力的制約與限制，在敘述的真實性上均無法深究。可是，在樂教文明占主導的西周時代，由樂官建構起來的周平易近族先祖的歷史記憶，又反過來影響了后世史家的歷史敘事。于是，在《周本紀》中便出現了“姜原出野，見偉人跡”、周道之興始自公劉，以及“文王蓋授命而稱王”的記載。從最基礎上而言，周平易近族的歷史記憶，存在著一個建構的過程，《詩經》中的五首史詩性作品，是這個建構過程中階段性的結果與體現。
注釋：
①《逸周書》引文據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東南年夜學出書社，1996年版。下同。
②關于玄鳥實為鴟鸮的論證，參見拙著《兩周詩史》第一章第三節，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06年版，第125-135頁。
③相關考據參閱拙著《兩周詩史》第三章第三節“宣王中興時代的禮樂活動”，社會科學文獻出書社，2006年版，第209-212頁。
參考文獻：
[1]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M].天津：百花文藝出書社，1999：41.
[2]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第一冊[M].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1983：425-427.
[3]《鳥官考》[A].孫作云文集·中國現代神話傳說研討(下)[C].開封：河南年夜學出書社，2003：496.
[4]王國維遺書：第八冊[M].上海：上海書店出書社，1983.
責任編輯：柳君